OpenAI沒有「新政」，一份不願付出代價的AI藍圖

原文標題：No "New Deal" for OpenAI
原文作者：Will Manidis
翻譯：Peggy，BlockBeats

編者按：今天，OpenAI 發布《智能時代的產業政策》，試圖回應一個正在逼近的問題：當 AI 重塑生產、就業與分配結構，社會契約將如何被重新定義。

這份文件提供了一套看似完整的政策框架；從公共財富基金、社會安全網，到勞工參與、能源基礎設施與再培訓路徑。但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這些提案本身，而是它們所揭示的更深層張力：一個正在成為基礎設施提供者的技術行業，正試圖以「建議」的方式參與分配，卻尚未準備好承擔與之匹配的責任與代價。

文章沿著這一線索展開，對文件逐條拆解：一方面，幾乎所有提案都對應既有、但已在現實政治中受阻的政策路徑；另一方面，文件反覆強調「可能」「應當」「可以討論」，卻缺乏任何來自企業自身的具體承諾——無論是稅收、資本讓渡，還是制度性約束。它提出的是結果，卻回避了實現這些結果所必需的機制與權力結構。

更重要的是，這份文件似乎建立在一個並不存在的前提之上：通過對話、研討與漸進式政策設計，可以平滑完成一次結構性再分配。但歷史從未如此發生。從新政到能源、鐵路、通信等關鍵行業的制度演化，真正推動「社會契約」重構的，往往不是共識，而是衝突之後的讓步與再平衡。

與此同時，現實中的反作用力已經出現：從地方層面的數據中心阻力，到跨州立法與社區組織，AI 的成本正在被具體的人群所感知與承受，而收益卻高度集中於少數公司。這種不對稱，正在轉化為政治問題。

因此，這不僅是一份政策文件，更是一種談判姿態。問題的核心也由此變得清晰：當 AI 行業試圖進入「基礎設施」角色時，它是否願意像歷史上的關鍵行業那樣，主動讓渡部分利益，以換取制度上的穩定性與社會接受度。

否則，窗口期終將關閉。

以下為原文：

OpenAI 今天發布了一份政策簡報。這是一份長達十三頁、題為《智能時代的產業政策》的文件。從各方面來看，這都是一份經過深思熟慮、希望被認真對待的政策文本。

与 OpenAI 以往不少发布不同，这一次的文档明显是为「印刷传播」而设计的。整份 PDF 排版精致，适合印在光面纸上，被一群穿着考究的说客在高级会所的休息室里来回传阅——他们手里端着一杯 18 美元的无酒精内格罗尼，一只手戴着劳力士，另一只手戴着 Whoop 手环。

与此同时，这些文件也会被近来涌入华盛顿特区的、立场亲 AI 的游说者们带进权力核心。这些人穿着崭新的西装，住在 Dupont Circle 一带的高档公寓，将这份文件摆上各类关键议员的办公桌。

我在今年二月的《我们的智能困境》第一部分中，曾写到当下正在基层发生的变化：新不伦瑞克市议会一致投票否决了一座数据中心的建设；数百人走上街头，试图阻挡 AI 基础设施的推进；远在新德里的企业高管还在轻描淡写地谈论 AI 带来的就业冲击，而美国公众却已经在为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准备。我还提到，来自两个州的 188 个组织正在协调法律行动，已有约 1620 亿美元的 AI 项目被阻止或推迟。

我当时就警告过，靠惯常的安抚说辞，解决不了这个行业面临的任何问题。

那篇文章其实还有第二部分，我以私下流转的方式，分发给了多位在各大实验室以及美国政府工作的相关人士。在那一部分中，我做了一场极为详尽的「推演」：假设一小撮高度组织化的行动者，如何通过不对称暴力手段，拖延甚至摧毁美国的 AI 生态体系。

后来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判断，这篇内容没有任何安全的方式可以公开发布。不过，它已经被分发到足够多、也足够关键的位置，有相当一部分人读过。

因此，可以把 OpenAI 这份文件理解为，对美国国内正在迅速蔓延、且跨越党派的反 AI 情绪的一种回应。但它显然不是一份常规意义上的「安抚声明」。

而且毫无疑问，这也是科技行业迄今为止最为古怪的一份文件之一。

一、AI 領導者應謹慎使用「新政」類比

OpenAI 的這份簡報一開篇，就將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與「新政」（New Deal）作為參照，嘗試說明社會可以如何度過 AI 轉型期。

進步時代與新政，確實曾幫助社會在電力、內燃機和大規模生產重塑世界之後，重構了社會契約。

這種敘事並不新鮮。天知道 Less Wrong 早就反覆使用這一框架。但它值得被認真審視，因為它所調用的「歷史」，並不是人們真實經歷過的歷史。

新政並不是資本與勞工之間和平協作的產物。它不是在華盛頓的會議室裡誕生的，也不是產業領袖與政策制定者坐下來討論「如何共享繁榮」的結果。新政，本質上是一項在數十年工業暴力之後達成的「和解」。這種暴力，是有組織的勞工對資本施加的壓力——他們為此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並最終積累起足夠的政治力量，迫使這一制度安排得以通過。

1892 年，平克頓警衛在霍姆斯特德槍殺了 11 名鋼鐵工人；1897 年，警方在拉蒂默從背後射殺了 19 名手無寸鐵的礦工；1911 年，三角襯衫工廠大火中，146 名製衣工人被活活燒死——因為管理者將出口上鎖；1914 年，國民警衛隊在拉德洛用機槍掃射一處帳篷營地並縱火燒毀，共造成 25 人死亡，其中 11 人是兒童，洛克菲勒甚至直接為這些士兵的薪資買單；1921 年，1 萬名武裝礦工與 3000 人在布萊爾山交戰五天，消耗上百萬發子彈，甚至動用了軍用轟炸機，最終有 925 名礦工被以叛國罪起訴；1937 年，警方在陣亡將士紀念日槍殺了 10 名共和鋼鐵公司的罷工工人。

弗朗西斯·珀金斯親眼目睹三角工廠的女性從窗戶跳下，隨後花了三十年時間，逐步構建起支撐新政的制度體系。我並不認同恐怖主義，這一點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但如果在討論新政時，刻意忽略它是在國內衝突與準叛亂環境中形成的，那麼這種討論本身就是荒謬的。

每週 40 小時工作制，並不是資本自願讓渡的成果，而是那些願意冒著被槍擊、被監禁、甚至被控叛國風險的人，從資本手中「爭奪」來的；《瓦格納法案》也不是開明資本家的禮物，而是在工廠主雇傭私人武裝射殺自家員工的背景下，被強行推動通過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樣不是共識，而是資本為了避免武裝革命所做出的最低限度讓步；反托拉斯行動也不是由標準石油公司主動發起的，而是政府在目睹其收購州議員之後，意識到若不採取行動，共和國本身都將面臨崩潰風險。

當 OpenAI 引用這段歷史時，它實際上是在調用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本應是被針對的一方，只是它自己未必意識到。新政的形成，源於行業在組織化力量、選舉壓力以及「可信的暴力威脅」面前，被迫接受這些讓步，以避免革命爆發。那些制度的設計者，並沒有坐下來徵詢安德魯·卡內基對「社會契約」的看法；他們是目睹卡內基的私人武裝鎮壓勞工之後，才採取行動的。

而這份文件，一方面引用了當年那種制度重塑的「條件」，卻完全沒有承認促成這一切的力量來源。它似乎隱含著一種奇怪的假設：我們可以通過對話、研討會、郵件溝通，甚至 API 積分，就抵達同樣的終點。

事實並非如此。歷史上從未如此。新政從來不是一份 PDF，我們也該停止把它當成一份 PDF。

二、這些「提案」到底在說什麼

我想更細緻地拆解這些提案，因為它們所揭示的信息非常有趣。文中提出的每一項建議，其實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的立法版本——這些法案曾被提出、討論，最終卻未能通過。這份文件在拼接這些提案時，幾乎沒有提及這一歷史，但恰恰因此，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當下局勢的窗口。

文件中也承認了一個風險：AI 帶來的經濟收益，可能會高度集中在少數公司手中，比如 OpenAI。

而 OpenAI 最「奇怪」的讓步之一在於：它一方面可能攫取 AI 帶來的大部分回報，另一方面卻又以一種頗為「謙遜」的姿態，發布文件討論自己可以向公眾作出哪些讓步。問題在於，這種姿態是否真的是一種有效的談判策略，並不明顯。

文件中寫道：這些想法是我們對此努力的初步貢獻，但只是一個開始。OpenAI 正在：（1）通過郵箱收集並組織反饋；（2）設竾示點項目，提供最高 10 萬美元的獎學金與研究資助，以及最高 100 萬美元的 API 額度，用於支持相關政策研究；（3）在華盛頓特區即將於 5 月開放的 OpenAI Workshop 舉辦系列討論。

但現實是，這份文件沒有承諾任何新增的資本投入。對一家年收入約 250 億美元、並正籌備接近萬億美元 IPO 的公司而言，10 萬美元級別的資助不過是四舍五入的誤差。

文件中最大的「讓步」，其實是 API credits——也就是對自家產品的使用額度。這本質上是 OpenAI 以接近邊際成本分發、以自有「貨幣」計價的產品。換句話說，它提供的是一張「自家商店的優惠券」，卻將其描述為一種公共投資。

接下來是具體提案：讓勞動者在 AI 轉型中擁有發聲權，以提升工作質量與安全性。包括建立正式機制，使員工能夠與管理層協作，確保 AI 的應用能夠改善崗位質量、提升安全性，並尊重勞動權益。

這段話本質上描述的，就是「工會」。但在整整十三頁文件中，「union（工會）」這個詞只出現了一次。

歷史上，真正讓勞動者能夠與管理層進行正式協作的機制，是集體談判（collective bargaining）。也正是這一機制，催生了新政以及後續的勞工權利體系。但這份文件完全沒有提到集體談判。

它描述的是組織化勞工帶來的結果——發聲權、參與權、對有害部署的約束——卻刻意回避了產生這些結果的前提條件：權力。

如果勞動者無法通過制度性參與獲得在 AI 部署中的發言權，他們最終會通過組織化行動爭取這一權力，直到企業無法繞過他們部署 AI 為止。文件提出了一個「結論」，卻沒有提供任何能夠實現這一結論的機制。

這並非偶然。任何試圖推動大規模白領群體工會化的跨黨派政策，都會在商業層面遭遇極強反彈，從而在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讓勞動者優先部署那些能提升工作質量的 AI 應用，例如消除危險、重複性或繁瑣的任務，讓員工能夠專注於更高價值的工作。

但現實情況是：新不倫瑞克市政廳之所以被擠滿，不是因為數據中心會自動化「危險或重複性工作」。真正具有政治動員力的，是另一種部署場景——公司用 AI 替代那些並不危險、不重複、也不枯燥，但卻被人們珍視、擅長、並賴以謀生的工作。

這正是 Sam Altman 所描述的場景——他說客服崗位將「徹底消失」；他說 AI 替代的工作未必是「真正的工作」；他說 2025 年出生的孩子「很可能永遠無法比 AI 更聰明」。

而這份文件，對這些問題避而不談。它描述的是一種更接近「工廠安全系統」的 AI 部署——一種不會威脅任何人的版本，並據此提出政策建議。但這個世界並不存在。

幫助勞動者將領域經驗轉化為創業機會。通過 AI 降低創業門檻，例如提供微型資助、基於收入的融資，以及「開箱即用」的創業支援（如標準合同、共享後台等），使小型企業能夠快速參與競爭。

這或許是整份文件中最離奇的提案之一。它將一個大規模的勞動力問題，重新包裝為「創業機會」。

它隱含的假設是：一個在俄亥俄或賓夕法尼亞失去工作的客服人員或法律助理，可以借助一筆微型資助和模板合同，在一個由擁有數十億算力資源的大公司主導的市場中，創建自己的 AI 公司並與之競爭。

這聽起來，更像是用政策語言重新包裝的那句老話：讓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人去「學編程」。

或者換一種說法——去寫「vibe code」。

將 AI 的獲取視為現代經濟參與的基礎條件，類似於提升全球識字率的大規模努力，或確保電力與互聯網覆蓋到世界偏遠地區。

OpenAI 正在提議，將其所銷售產品的使用權，視為一種可與電力或識字能力相提並論的公共必需品。與電力的類比尤為耐人尋味，因為在反對者看來，OpenAI 的數據中心正在推高其所在社區的電價。

某種程度上，這讓人聯想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VA），它曾作為「新政」的一部分，將電力帶入農村社區。但 TVA 並不是一個由電力公司運營的「優惠券項目」。電力之所以被強制轉變為公共事業，是因為私人公司未能服務農村和低收入群體，政府通過《農村電氣化法案》親自建設了基礎設施。REA 並沒有發放可以在電力公司兌換的電力積分——它修建了電力線路。

而 OpenAI 提出的恰恰相反：由政府補貼公眾使用一家接近萬億美元估值的私營公司所開發並銷售的產品。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提高對資本的依賴來重新平衡稅基，例如提高高收入群體的資本利得稅、企業所得稅，或針對持續的 AI 收益採取專項措施，同時探索諸如對自動化勞動徵稅等新方式。

注意這個動詞：「可以」。注意主語：「政策制定者」。OpenAI 實際上是在提議，讓其他人通過民主程序，未來某個時間點考慮是否讓 OpenAI 多交一點稅。文件並未說明 OpenAI 將支付多少、何時支付、以何種稅率、通過什麼機制。

與此同時，OpenAI 已在 2025 年 10 月完成向公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的轉型，取消了利潤上限，並正準備以接近萬億美元的估值進行 IPO。這一轉型的設計目的，正是為了最大化公司在有利條件下吸引資本的能力。

但這份文件並未提出任何具體的稅收承諾。它沒有提出 OpenAI 將拿出收入、利潤或 IPO 收益的一定比例用於公共用途，只是提出未來某個時間可能會進行一場討論。

政策制定者與 AI 公司應共同努力，確定如何為這一基金提供初始資金，該基金可投資於多元化、長期資產，以捕捉 AI 公司以及更廣泛採用和部署 AI 的企業所帶來的增長。

公共財富基金或許是整份文件中最具實質性的提案，值得肯定。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挪威主權財富基金以及新墨西哥基金，都是現實存在的先例。將分配與「岗位替代閾值」挂鈎的機制設計，在操作層面也頗具新意，甚至可能比國會在這一議題上的任何提案都更嚴肅。

但財富基金必須有資金來源。文件只是說，AI 公司與政策制定者應「共同確定如何為該基金注資」。OpenAI 並沒有說自己會出資。挪威的石油基金之所以有效，是因為挪威對石油徵收約 78% 的稅；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州憲法規定將 25% 的礦產收入用於該基金。而這份文件沒有提出任何類似機制——它提出的只是一次「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Donald Trump 於 2025 年 2 月 3 日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建立一個主權財富基金。該命令要求財政部長和商務部長在 90 天內提交一份方案。財政部長 Scott Bessent 表示，他們將在 12 個月內建立該基金。總統則表示，希望追趕沙特約 9250 億美元規模的公共投資基金。白宮的情況說明還指出，聯邦政府目前已持有約 5.7 萬億美元資產，並擁有更多的自然資源儲備。

這並不是一個邊緣提案——而是現任總統正在推進的一項現實舉措，有明確名稱、時間表以及內閣級別的執行主體。

OpenAI 的文件提出的公共財富基金，與總統的這一倡議高度重合。但它沒有提及該行政命令、90 天的方案要求，或政府的推進流程。它也沒有提出用 OpenAI 的股權、收入或任何其他形式，為該基金提供真實價值。OpenAI 樂於以一種既呼應自身敘事、也契合總統表述的方式提及這一概念，但它並不願意承諾投入哪怕一美元，或提出任何讓自身利潤流入該基金的機制。

這更像是一種修辭上的「什一稅」。

建立新的公私合作模式，以融資並加速擴展為 AI 提供能源支持所需的基礎設施。具體方式可以包括：通過定向投資稅收抵免、直接或間接的靈活補貼、股權投資等手段降低資本成本；消除先進技術的市場壁壘；以及在符合國家利益的情況下，賦予聯邦政府有限權限以加速跨區域輸電項目的建設。

這是一個段落，在這裡，OpenAI 的商業利益與文件中的政策提案幾乎難以區分。OpenAI 需要電網擴容。其 Stargate 專案計劃投資 5000 億美元，目標容量接近 10GW。2025 年 10 月，公司向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提交文件，稱 1 萬億美元的 AI 基礎設施投資將在三年內帶來 5% 的 GDP 增長。本節提出的所有補貼、稅收抵免和審批加速，都會直接流向建設這些資料中心的公司。

這本身沒有問題。企業一直在爭取補貼和更有利的審批條件，有時也確實能獲得。現任政府已經明確表示，AI 基礎設施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這一點我認同。在電網擴容上，公私合作確實有合理性。但它應該被如實標註。

激勵雇主與工會開展限時試點，推行每週 32 小時/四天工作制且不降薪，在保持產出和服務水平不變的前提下運行，然後將節省下來的時間轉化為永久性縮短工時、可累積帶薪休假，或兩者結合。

這裡首次提到了「工會」。OpenAI 提議雇主與工會共同縮短工作時間。與此同時，OpenAI 在 2025 年 12 月發布了公司級「紅色警報」，暫停非核心專案以加速開發，並計劃將員工人數幾乎翻倍至 8000 人。我並不認識每一位 OpenAI 員工，但我認識的那些人似乎在週末加班，而不是享受四天工作制。對被其取代的人提倡休閒，對其雇傭的人要求高強度工作，這樣的提案確實耐人尋味。

在美國經濟史上，自願分享生產率收益的企業幾乎不存在。過去五十年中，實際工資相對於生產率基本停滯。歷史上迫使企業與勞動者分享收益的機制，是組織化勞工——而這正是這份文件始終試圖描述其「結果」，卻回避其名稱的東西。你不能一邊援引「新政」，一邊拒絕說出「新政」是如何發生的。

確保現有社會安全網能夠穩定、快速、大規模運作，並設計一套臨時擴展機制，在相關指標超過預設閾值時自動觸發。

與「岗位替代」指標掛鉤的自動觸發機制，是一個真正有趣的政策設計思路。它借鑑了宏觀經濟穩定器理論——即政府支出應在經濟下行時自動啟動，而無需新的立法。這方面已有嚴肅的經濟學研究。

但文件沒有說明當觸發機制啟動時，資金由誰提供；沒有提出閾值；沒有定義指標；也沒有說明，當行業代表質疑這些指標具有誤導性、或稱岗位流失只是暫時的、或認為 AI 的收益被低估時，應如何應對。一個沒有承諾、沒有資金來源、沒有治理結構的「機制」，並不能構成政策。

逐步構建不依附於單一雇主的福利體系，通過可攜帳戶（portable accounts）擴大醫療、養老與技能培訓的可及性，使個人在不同工作、行業、教育項目或創業路徑之間流動時仍能保有福利。

「可攜福利」並不是新概念，至少已有二十年歷史。Aspen Institute 的 Future of Work Initiative 至少自 2015 年起就對此進行了研究；《平價醫療法案》（ACA）的交易所制度，也是將醫療保障從就業關係中解綁的一步；參議員 Mark Warner 在 2019 年也提出過相關立法。在一份以「超級智能」為主題的政策簡報中加入這一內容，就像寫「要投資公共教育」——正確、無爭議，但與當下語境幾乎無關。

擴大護理與連接型經濟的機會——包括托育、養老、教育、醫療和社區服務——作為 AI 替代勞動力的吸納路徑。在 AI 重塑勞動力市場的過程中，只要配套培訓、薪資與岗位質量，這些領域可以吸納轉型中的勞動者。

這是文件中首次描繪「後 AGI 經濟」的圖景：更多美國人口將從事兒童與老人照護工作。

順著這一邏輯推演下去：人工智慧取代白領生產性勞動，生產率收益流向人工智慧公司及其股東；被替代的勞動者獲得某種公共財富基金分紅、社會保障支付和再培訓補貼；他們被重新培訓進入護理經濟——托兒、養老、居家護理；而護理經濟主要由政府項目（Medicare、Medicaid、州預算）資助；這些勞動者再將收入花回一個沒有人類生產基礎的消費經濟。

這是一個封閉的政府轉移循環：人工智慧完成生產，收益歸資本所有；政府將其中一部分再分配給被替代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進入由政府資助的護理岗位；資金在政府—勞動者—護理服務—政府之間循環。在這個圖景中，沒有真正的經濟——沒有財富創造、沒有所有權、沒有生產能力。只有一部分人操作人工智慧並獲取回報，另一部分人則在護理服務中循環政府轉移支付。

而這個本應應用來「吸納就業」的護理經濟，本身正處於美國福利體系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欺詐調查之一中。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在 Mehmet Oz 博士領導下，正對 Medicare 居家護理欺詐展開全面打擊。僅明尼蘇達州，就因一個季度中發現 2.4 億美元無法核實或可能欺詐的申報，被延遲發放超過 10 億美元聯邦資金。全國範圍內，2025 財年 Medicare 欺詐控制單位追回近 20 億美元，獲得超過 1000 項刑事定罪——其中個人護理服務的定罪數量高於任何其他醫療服務類型。2025 年政府已暫停 57 億美元涉嫌欺詐的 Medicare 支付。三週前，紐約剛曝光一起 1.2 億美元的 Medicare 與 Medicaid 欺詐案。2018 至 2024 年間，居家護理支出從每月 9.37 億美元增長至 25 億美元。

OpenAI 為美國經濟所提出的「避風港」，正是一個支出已經翻倍、且被聯邦政府認定為欺詐泛濫的行業——一個刑事定罪最多的醫療子領域，而現任政府正因各州監管不力而扣留數十億美元資金。

這份文件實際上是在要求美國公眾接受如下路徑：OpenAI 讓你失去白領工作；政府通過公共財富基金給你發錢；你被再培訓進入養老護理；你的工資由 Medicaid 支付；而 Medicaid 正在接受欺詐調查；給你發錢的基金，是在一次由人工智慧高管參與的研討會上設立的；OpenAI 保留全部生產率收益，並準備上市；你把政府發的錢花在政府資助的托兒服務上，以便你去做政府資助的養老護理工作；如果你想研究這一切，還可以申請 OpenAI 提供的資助，研究由 OpenAI 造成的經濟替代問題。

我在這裡稍作停頓，因為這些提案中已經顯現出一個需要被直接點明的模式：文件提出了公共財富基金、擴展社會安全網、與就業解綁的可攜福利、政府資助的護理再就業、向資本傾斜的稅基重構，以及通過四天工作制實現的效率紅利。

這些在實質上，都是自由派政策結果，幾乎就是 Bernie Sanders 的政策議程。

我並不是要反對這些結果。我只是想指出，這份文件在政治上是完全不自洽的。這些結果需要自由派的政策手段來實現：新的稅收、擴大的政府支出、新的福利項目、組織化勞工、以及一個願意為社會基礎設施撥款的國會。但文件沒有提出任何這些手段。它在「MAGA」語境中運作，卻提出自由派結果，並將實現路徑留給「民主程序」——也就是說，留給未來某個時點的其他人，而當下的政治環境，正朝著幾乎與這些提案相反的方向發展。

這份文件存在於一個政治真空之中。它假設這些提案可以在一個中立、理性的環境中被評估。但這樣的世界從未存在。現實世界有一個明確的執政聯盟，有其明確的優先事項，而這些優先事項與文件中的絕大多數提案並不相容。一份嚴肅的政策文件，應當正面回應這一現實，說明這些提案能否在當前環境中落地，通過哪些立法路徑，需要哪些政治支持，以及時間表如何。

但文件沒有這些內容。它沒有指明委員會，沒有描述立法路徑，沒有計算票數，沒有指出國會中誰會支持公共財富基金，也沒有說明哪個委員會對動態安全網擁有管轄權，或可攜福利如何在預算協調程序中存活。它沒有回應眾議院去年試圖全面禁止州級 AI 監管的事實，也沒有觸及預算、赤字或當前對新增福利支出的態度。它沒有說明這些提案在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中將如何評分，或資金來源如何匹配。

OpenAI 聘請了一些非常嚴肅的政策研究者，但這份文件似乎並不了解華盛頓的運作方式。它在一個保守政治環境中提出自由派結果，卻不提供自由派手段，由一家公開與現政府保持一致的公司發布，同時要求被當作產業政策認真對待。

建設一個分佈式的 AI 實驗網路，以大規模提升對 AI 生成假設的測試與驗證能力。

這是一個合理的科研提案——同時也是一個用納稅人資金，為 OpenAI 產品創造分佈式機構客戶的提案，覆蓋大學與醫院。文件提出，這一基礎設施不應集中在少數精英機構中。但它沒有提到，驅動這些系統的 AI 模型，很可能仍集中在少數精英公司手中，包括 OpenAI。

前沿 AI 公司應採用嵌入公共利益問責的治理結構，例如公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並通過與使命一致的治理機制確保 AI 收益被廣泛分享，包括長期的慈善與公益投入。

OpenAI 已在 2025 年 10 月完成 PBC 轉型，此前經歷了與加州與特拉華州總檢察長的長期法律爭議，其中許多細節仍捲入 Elon Musk 發起的訴訟。該轉型取消了利潤上限，移除了原本將超額收益回流非營利使命的 100 倍回報限制，並為公司上市鋪平道路。曾經控制公司的非營利組織，現在持有 26% 股權，稍低於微軟的 27%。

文件提出，公益公司是一種適合前沿 AI 的治理模式。但必須直言，PBC 實際上是什麼、實際要求什麼，因為這個標籤承擔的作用遠大於其結構本身。

我需要說明，我曾與發明 PBC 的一些人有過友好關係，也曾有機會向推動 B Lab 運動的人學習。他們是非常嚴肅的人。盡管我在政治立場上與他們不同，但我不懷疑他們的真誠。這個理念本身是真實的，Patagonia 等品牌也確實採用了這一結構，並擴展至 43 個州，多數情況下獲得一致通過。

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結構——尤其是它是否真的具備文件所聲稱的能力。PBC 在法律上只要求公司「考慮」股東之外的利益相關方。請注意這個詞：考慮。沒有執行機制，沒有不履行的懲罰。在特拉華州 PBC 法實施的二十年來，沒有任何一起成功由股東發起、強制執行公共使命的案例。一次也沒有。即便進入訴訟，救濟手段也僅限於禁令，沒有金錢賠償。公司可以註冊為 PBC，在章程中寫入公共使命，卻完全按傳統公司運作，因為沒有人能強制其履行。這個結構更像是一種帶有法律成本的品牌標籤——就像新年立下「去健身房」的決心。

AI 資料中心應自行承擔能源成本，避免由居民補貼，並為當地創造就業與稅收。這就是文件對當前最直接、最具體、也是組織程度最高的反對力量的全部回應。

今年二月，我寫到，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6 月間，美國約 1620 億美元的資料中心項目因社區組織反對被阻止或延遲。超過兩個州的 188 個組織正在協調法律行動，三分之二的抗議項目被叫停。一位共和黨人在德州以明確反對資料中心開發為競選主軸贏得州參議院席位。在新不倫瑞克，數百人在會議開始前擠滿市政廳，另有數百人聚集街頭，最終市議會一致否決項目。

自二月以來，情況進一步惡化，行業所面臨的反對更有組織性——而文件對此既未承認，也似乎並不知情。

僅 2026 年前六周，全美 30 多個州就提出了 300 多項數據中心相關法案。至少 12 個州提出暫停新建數據中心的法案，包括喬治亞、緬因、馬里蘭、密歇根、明尼蘇達、新罕布什爾、紐約、俄克拉荷馬、羅德島、南達科他、佛蒙特、弗吉尼亞和威斯康星。緬因州可能成為首個通過此類法案的州，眾議院已兩黨支持通過，預計參議院也將通過，州長表示支持。

需要明確一點：這些行動並不是鬆散的公眾情緒，而是立法層面的、組織化的、在各州議會實時發生的政治行動，且不按黨派劃分。

三、這個行業真正需要「付出什麼」

文件中的每一項提案，都對應一項已經失敗或停滯的立法：要麼死於委員會，要麼被否決，要麼被行業削弱，要麼因缺乏資金而失效，要麼僅停留在白皮書中。32 小時工作制從未進入表決；財富稅四次提出未進委員會；PRO 法案在眾議院通過一次後在參議院搁置；Build Back Better 的護理條款因一名參議員撤回支持而流產；寬帶補貼到期，2300 萬家庭失去覆蓋；SB1047 被否決；機器人稅甚至沒有法案編號。這份文件將這些「半死不活」的提案拼接在一起，剝離其政治語境，作為「討論起點」。但討論早已發生，這些提案已經失敗。

更深層的問題不在於這些提案是否老舊，而在於文件沒有任何承諾。它沒有向 OpenAI 提出任何要求，沒有任何犧牲，沒有任何價值轉移。

面對公眾行動與監管壓力，真正有效的防禦需要一套行動邏輯，而行動邏輯意味著付出代價。像這樣的文件——用華盛頓式語言表演關切，卻拒絕將 AI 收益從企業轉移給承擔成本的社區與勞動者——注定從一開始就失敗。

我想說清楚：這不是一個左翼論點，也不是支持暴力或工會的論點，而是一個「生存論點」。歷史上，任何成功穿越公眾強烈反對的行業，都做出過讓步——不是出於利他主義，而是因為不這樣做，代價更高。

19 世紀 70 年代的鐵路巨頭，並非自願接受州際商務委員會，但那些活下來的，是在政府施加更嚴厲措施之前，先接受了價格監管的企業；核能行業接受了極高的監管成本，因為否則公眾根本不會允許其建設；北海石油公司接受了挪威 78% 的開採稅，因為否則就會被國有化。

這份文件提出，政策制定者可以考慮提高資本稅。OpenAI 可以承諾繳納；提出公共財富基金，OpenAI 可以出資；提出資料中心承擔能源成本，OpenAI 可以在所有運營地區主動實行；提出公益公司治理，OpenAI 可以恢復六個月前取消的利潤上限。

但這些，都不在文件中。文件中只有一個研討會、一些以自家產品計價的獎學金，以及一個無人負責的郵箱。

AI 行業仍有窗口期。所有經歷過類似反對浪潮的行業，都曾有過這個窗口。但這個窗口意味著：在反對力量成型之前，主動接受那些會真實影響財報、真實消耗利潤的約束。一旦窗口關閉——正如我在《我們的智能困境》中所寫——它就不會再打開。行業與公眾之間的關係將永久對立。煙草行業有過窗口，化石能源有過，社交媒體也有過——每一次，行業都選擇了短期最優，而窗口也隨之關閉。

四、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 AI 領域度過。我毫不掩飾自己支持 AI 的立場。我相信這項技術具有變革性，也相信美國應當在其發展中佔據主導地位。我也相信，OpenAI 已經做出了非凡的成果，而且很可能還會做出更多。我寫下這些，並不是站在局外。

但我也記得這一切發生之前是什麼樣子，而從那時到現在的這段距離，值得認真體會。

過去幾年裡，科技行業與聯邦政府的關係發生了深刻轉變，而我不確定是否真的有人完全消化了這一變化——尤其是那些親歷其中的人。就在不久之前，幾乎所有科技公司面對政府時的默認姿態，都是徹底疏離和不信任。除非收到傳票，否則你不會去華盛頓。華盛頓是「好公司遭遇壞事」的地方。真要去，你會每個月花幾十萬美元雇說客替你處理政府關係，然後盡量別去多想這件事。整個行業都像是在把聯邦政府當作一種天氣系統——你會監測它、為它做準備，必要時保持距離地應對，但通常不會真正介入。

後來，事情變了。過去幾年的政治重組，催生了一個奇怪、短暫、卻令人興奮的階段，人們稱之為「科技右翼」（tech right）。它以自己的方式真實存在過。創始人們去了華盛頓，突然發現自己對很多事情「有了看法」。他們去了傳統基金會（Heritage）和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發現真的有人對他們說的話感興趣。他們開始寫政策備忘錄，買西裝，有時候還記得把西裝後開縫上的縫線拆掉。他們參加與參議員的晚宴，去社交酒會，驚訝地發現參議員們居然真的樂於見他們。那種感覺像是「回家」，又像是一場古怪的重聚——一種強烈的歸屬感與投入感同時湧現，清晰地讓人意識到：這是一種新的東西，不一樣的東西，而我們所有人其實都有一點緊張。

這個階段也許正在結束，或者已經結束。留下來的東西，與我們原本以為會得到的並不相同。那些去了華盛頓的創始人，並沒有帶回一套持久而清晰的理論，來解釋科技與民主治理究竟應如何相處。他們帶回來的，是人脈、是通道、是「自己也該坐上桌」的感覺——但那張桌子，是由那些已經坐了幾十年、深知其運作方式、並且在科技行業轉向下一個風口之後仍會繼續坐在那裡的人所佈置的。

這場奇怪而短暫的「假春天」過後，真正留下來的，是某種更具後果性、也更少浪漫色彩的東西。如今，美國已經擁有了一批在戰略上至關重要的科技公司——其重要性牽涉國家安全、經濟競爭力，以及數億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公司的資本規模已經可以與國家相比肩。很大一部分 GDP 增長都系於它們的成敗。它們正在建設的是會持續數十年的基礎設施。

而它們如今與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彷彿自己手中握有籌碼。這正是我們理解《智能時代的產業政策》這份文件時必須放入的背景。它本質上是一種談判姿態。

我們以前從未見過科技公司這樣行事。我們見過國防承包商與政府談判，但國防承包商明白，自己的整個生意，本質上取決於政府是否允許其存在。我們見過石油公司與政府談判，但石油公司明白，它們開採的資源，從根本上說屬於公眾。我們也見過電信公司與政府談判，但電信公司接受「公共承運人義務」，因為那是其享受壟斷地位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而 AI 行業，至今什麼都沒有接受。它沒有承認自己是在公眾許可之下運作的；沒有接受自己所消耗的資源屬於提供這些資源的社區；也沒有獻上任何「什一稅」。

但這個行業需要這樣做。它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寫一份遞交給那些早已否決相關提案的政策制定者的建議書，而是作出具有約束力的承諾，把真實的價值從公司轉移給承載它們的社區。

這不是在談高尚，而是在談代價。不付出，代價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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